全民故事计划丨穿越两所监狱去见你

2019-09-08 作者:365bet亚洲官方投注   |   浏览(17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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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波、程子和我从幼儿园起,就在一块儿玩闹。我们的父亲都是山西长子县西郊煤矿的工人。20世纪80年代,不大的县城里一大半人都在矿上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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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83个故事—

在操场另一侧的监舍楼上的窗子里,露出了很多齐耳短发。那些女犯正惊诧地盯着突然出现在女监的三个男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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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益于煤炭产业,长子县跟周围的几个县比起来发展得相对快一些。矿上考虑到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,配套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教育体系。

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53个故事

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51个故事—

三岁左右,我就开始了寄宿生活,每周六下午被爸妈接回家,周一再送到幼儿园。我和海波、程子特别爱捣蛋,尤其是海波,顽劣好动,他爹总是被阿姨叫到幼儿园训话。

2010年9月的一天清晨,天还未亮全,班主任周老师敲响了宿舍的门,她把惊醒过来的我喊了出来,一把搂住我,摸着我的头说:“周雪,你堂伯父来接你了。你爸爸昨天夜里走了,你赶紧回家去吧。”

5月14日,黎明时分,渔民念星华装上稀饭和开水,带着他的渔网,六根钓鱼竿,一斤活虾饵料等钓具从家里出发,穿过一条狭窄幽静的乡间土路,哼着小曲,向海边走去。

我们喊他爹穆叔,穆叔是个格外木讷的汉子,印象里都没怎么见他笑过。他不怎么会表达情感,也极少带海波出去游玩,加上脾气不怎么好,父子俩的关系很是紧张。

安大爷不姓安,可他确实活到了可以被称作“大爷”的年纪。按照中国人的说法,七十三,八十四都是人生的一道坎儿。我和他初次见面时,这个澳大利亚老头恰好卡在第一道坎儿上。

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,胡乱点了点头,跟着来接我的堂伯父急急往家里赶。

秋天又到了,监区大院里印刷车间门口唯一的树上竟落了一只鸟。我们推开窗子都盯着站在树梢上的那只鸟,没人说话,就那么看着。

他的小渔船停靠在福建平潭县岭前村的港口。村外是台湾海峡,这里是大陆距离中国台湾最近的地方。村里有一两百位渔民,每人一艘小船。其他渔民的船也泊在那里。

上小学后,我们三个告别全托生涯,每天都能回家了。子弟小学管理松散,逃学旷课司空见惯,我们三个秉承着幼儿园以来的优良传统,从一年级开始就是捣蛋急先锋。海波挨揍的次数更多了,这反倒让他锻炼出一副好身板。我在这方面不如海波,不过比程子强些。

据说我是第一个管安德森先生叫“安大爷”的人,他虽然没有继承澳洲人高大的血统,但是挺拔的身板儿在深灰色西服套装的包裹下,也显得绅士范儿十足,和大爷毫不沾边。

父亲躺在临时搭建的一块门板上,四肢冰冷,没了呼吸。母亲转身看见我,一边低低哀泣,一边将白色孝衣往我身上套。姐姐跪在门板跟前,哭得撕心肺裂。

鸟的上方是一片湛蓝的天空,很蓝,像一种瓷器,也许是我有点幻觉,看到天空像洗干净的瓷器反着光泽。

它们一出港,就分散开去,一条条驶向希望中可以找到鱼的那片海面。陆地上空,云块一片连一片,慢慢浮动,海岸只剩下一长条绿色的线,背后是一排青灰色的小山。

程子是我们三个里过得最滋润的。程子的爹陆叔时常出现在我家或海波家饭桌上。祖籍在南方的陆叔,骨子里天生就有股精明劲儿。当我爹和穆叔还在为如何顺利通过技工等级评定而焦头烂额时,陆叔听到中央宣传搞活经济,就毅然决然辞去衣食无忧的工作,回南方下海了。

那时我还在读大二,也正是处在为英语四六级崩溃的年纪。恰好有位师哥找我吃饭,说他因为考研,准备结束自己在一家英语教育机构的兼职,正在寻觅接替者。

我茫然地张望着四周,不知所措,只知道跟着流泪。

印刷车间的门“咣当”一声开了,站在树梢上的鸟受到惊动,忽地像箭头样飞去。有人骂,“开你大爷的门,鸟没了。”

念星华用娴熟的技法启动渔船,这条天蓝色的二手船是他三年前买的,花了两万二千元钱,以前是三十匹马力,他花一万五千元改成了四十匹的马力。

上三年级时,陆叔从深圳回来了,他成了县城里响当当的人物——能用得上大哥大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,他就有一个。程子时常给我和海波带些南方的新鲜玩意儿和零食。

据那位师哥讲,公司里有个话很多的外国老头,谈吐间流露出的文化水平,大抵和中国四六级考试的水平相当,如果不介意口音的话,很适合用来练习听力。

九月的南方天气还很炎热,叔伯们商量说不宜久放,天一亮就各自去镇上买来了寿衣寿棺等物,村里的八仙到位后,当天下午,父亲就下葬了。

我们把窗重新关上,坐下继续干活。我负责狱内小报副刊的编辑,把画好的版样扔到组长唐老鸭桌上,说,“你看一下。”

天阴阴地,他载着四个从十里外的县城跑来钓鱼的客人,驶向太平洋深处。他们雇了念星华的船,每个人给他一百元钱。

深圳,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意味着巧克力、玩具和世界上所有的新鲜元素。

另外,岗位的名称虽是英语助教,却对英语能力的要求很低,不过需要较为过硬的形象和气质——我敢说,这两点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。

处理完父亲的身后事没过几天,家里就陆续有客人上门,说得都是同一件事:父亲生病期间借的外债。

他瞄了一眼说,“不错。”这期副刊有一篇他老乡写的改造诗歌,所以唐老鸭没挑毛病。

这次,他们计划钓石斑鱼。念星华把客人送到近海的一座小岛上,他独自去海上钓。

公司总部位于一栋普通的居民楼,一共三名员工:一个中国老师兼校长,一个澳大利亚老头,和一个死活不肯说出自己中文名,自称“索菲亚”的中国女孩。

母亲和姐姐一一认了每一笔债务后,亲戚朋友才放心回去了。临走前嘱咐姐姐,不急着还钱,先照顾好母亲和我。

能在狱内改造小报上刊一篇诗歌可受奖一分,一分可减三天半刑期。

钓多少鱼全凭运气,如果运气好,念星华能钓到最好的鱼,比如鲈鱼,石斑鱼,鲑鱼,一天可以卖到七八百元,一年能赚七八万。他钓到过粉色的真鲷、黄色的黄鲷、黑色的黑鲷。有次他钓到一条16斤的鲈鱼,卖了1600元。

陆叔的成功对父亲和穆叔两人触动很大,这间接影响了我和海波后来的命运。

面试现场,安德森用蓝色的眼睛,把我上下打量一番,从我身前走过,打理整齐的银色卷发刚好扫到我的下巴。

那年我15岁,刚上初三,姐姐周娇22岁,刚刚大学毕业。母亲望着一贫如洗的家,和16万元的外债,欲哭无泪。

唐老鸭胖得像只肉食鸭,我一直弄不明白,吃监狱里的饭菜怎么还能长得如此白胖。唐老鸭对此解释过,说是心宽体就胖。

运气差的时候,每天只有一两百元收入。也有亏本的时候,饵料很贵,一斤一百元,还有汽油的钱。

父亲那段时间突然开始关注我的学习成绩,有意无意间透露出想让我去省城太原念书的想法。那时煤矿行业蒸蒸日上,县城人家或多或少有一些闲钱,但把孩子送去省城念中学,这些钱并不宽裕。

我用带着浓重京腔的英语,来了段自我介绍,当安德森刚一张嘴向我提问时,我高悬着的心一下放到了肚子里——他那澳式口音的英语,着实没有比我高明到哪去。

刚才因为一只鸟让五个人安静了几分钟,鸟飞走了,关上窗,我们又继续忙活。组内大局稳定,连续三年被评为“积极改造班组”。能评上积极改造班组,每人可以受奖二十分,二十分可以减七十天刑期。

四个客人上岛后,他把船开到另一片海域,大概又开了十分钟。他把锚抛下海,撒下渔网,坐在船上钓鱼。

穆叔这个不苟言笑的北方汉子也开始活动心思,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掘一桶金。他没有陆叔那么大的魄力,不敢把一份稳定的工作辞掉,只是忙里偷闲地,同一些朋友做做小生意,具体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。一心二用的结果是,穆叔在工厂的技工评定中失败,那时,技工等级的高低就意味着工资的多少。

澳洲人喜欢把Day发成Die,“Monday就是Mon-die,Today就成了To die,当时他让我“To die”的时候,我还一脸纳闷,不知道哪里得罪了他,以致于让我“去死”。

姐姐拼了命地找工作,母亲也多种了三亩地,开始学着别人耕田犁地。我却无心学习了,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,我变得更加敏感和害怕。

唐老鸭这时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稿纸,放我桌上说:“管教开会审过了你的诗朗诵,有几句改了用字,朗诵起来更顺口。”

天色尚未大亮,他放出一个个挂着鱼饵的钩,让它们随着海流漂走,下沉,它们差不多沉到海底七八十米的地方。每只活虾做的鱼饵都是头向下,钓钩的钩身穿进小虾的身子,扎好。

父亲为了督促我学习,自己也坐到了写字台前,顺道钻研起了专业书籍。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评上高级技工的那天晚上,母亲包了顿饺子,在八十年代末,普通人家只有除夕夜才吃饺子。

没办法,安德森不得不放慢速度,跟我前言不搭后语地瞎聊,好像小时候来自山东的保姆用纯正的家乡方言给我讲睡前故事。

周老师发动全校为我捐款,我站在学校操场的红旗下,听着主席台上校长声情并茂地讲述我家里的事情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,我感觉浑身冰凉,四肢打颤。

每年一度的全省监狱文艺汇演预定在年底,按惯例,汇演完了接着就是去各监狱巡回演出。通俗地讲,这也是为了丰富服刑人员文娱生活,促进和提高服刑人员改造的积极性。

那里水深,水流急,钩沉不到底,鱼上不来。他想还是先回去岛上。他把锚拉起来,准备往回走。

不久,陆叔决定举家搬到深圳。程子很仗义,临走前一晚把所有的玩具都留给了我和海波。

就在我们都不知道能说些什么,将这场驴唇不对马嘴的面试结束时,我忽然瞥见墙上的一尊孔子像。我问安德森知不知道墙上的人是谁,他耸耸肩,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

一时间,全校都知道我没了父亲。我甚至不敢去食堂打饭,原先与我交好的几个同学也远离了我。

我所在的监狱选送了两个节目,一个独唱,另一个是诗朗诵,我写的“园丁颂”。省监管局最后确定用诗朗诵,而且是男女合诵。

等他环顾四周时,陆地已经不见一丝踪影。

哭过一阵之后,我和海波便开始“分赃”。我们的父亲很少会把钱浪费在给儿子买玩具上。海波家里没什么玩具,我比他稍好但也强不到哪儿去。最后,海波扬言我的玩具总数比他多,所以程子留下的财产他要多占一些。几番口舌之后我默认了这个结果。那天,我俩抱着一大兜玩具蹦跶着回了家。

我灵机一动,决定要抓住这个话茬儿,把下面变成自己的主场。虽然自己对儒学一窍不通,但蒙蒙外国老头还是绰绰有余。

我内心自卑又痛苦,却不敢跟母亲和姐姐说。我的成绩也跟着一落千丈。

更出人意料的是,为了更加贴合实际改造,增加改造现身说法,省监管局一改往年俊男美女上台的风俗,决定让写作者本人登台朗诵。这意味着我不仅要登上文艺汇演的舞台,而且能与女性服刑人员同台演出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兴奋得有些慌张。

上午10点10分,海上的雾开始变大,很快已经看不到方向。他打电话给在岛上钓鱼的客人,那人说指南针朝西,朝270度的方向开,就能上岸。

第二天父亲去送了送陆叔,穆叔没有去。上学路上,我在家附近的垃圾堆发现了大量的玩具残骸,有些被砸得稀碎。我认出来,那些正是前一天海波拿回家的。

我清了清嗓子,告诉他这人叫Confucius。他把眼睛瞪得愣大,说听说过,可惜不了解。我说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哲学家,距今大概三千多年,简直就是中国版的亚里士多德。

中考失利后,我不欲再读,姐姐却异常坚定地要我读高中,并且要读完大学。姐姐说这是父亲临终前交代她的。父亲说,不论生活多困难,一定要供你妹妹读完大学。

初稿批复下来后,监狱政委亲自到教务处来目考评作者,意思是人长的太歪瓜裂枣也不行。幸好我身高一米八,戴着眼镜,穿上干净衣裳,还算半表人材。就是腿有点瘸,是当初逃跑时骨折留下的。

原本航行十分钟,就可以看见离岸不远的小山。但这次,足足开了半个小时,也没有看到。迷雾中,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

那天之后,我好久都没理会海波,也没怎么关心他胳膊和屁股上的伤。

安德森频频点头,我的表达欲瞬间上升一个level,把“有教无类”“三人行必有吾师”“温良恭俭让”……用连我自己都听不懂的蹩脚英语往外招呼。

姐姐哭着答应了父亲的临终嘱托。想方设法,让我以体育生特招的身份进了市一中。

政委说,还行,腿瘸反而有现实感,并嘱咐我把初稿反复修改,让它更具情感。同时,政委指示小报组全员参与作品修改,说全监狱的秀才都在这了,一定要把作品改成精品。

他意识到可能开错了方向,雾越来越大,船头看不见船尾。他想再打电话给那位客人,但手机没电了。雾气团团围住他。

穆叔来我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,我和海波的关系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我偶尔能从父母在饭桌上的对话中了解到一点海波家的消息,他们很少刻意回避我,可能觉得眼前的傻小子什么也不懂吧。父亲说穆叔在工厂干得很不如意,在外做生意也是赔多赚少。母亲说穆婶跟她抱怨海波不听话,老挨穆叔的打,父子俩闹得很僵。

面试变得流畅起来,我的目光一直躲避着那副孔子画像,生怕他老人家要气得跳出来拿拐棍戳我。

我对高中的记忆很模糊,只记得那几年自己一半时间在学习,一半时间在操场上训练。

作品能上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,好处不仅是能见到女监服刑人员,还能最少受奖四十分。这四十分可以减去半年刑期,足以让另外四个人激动万分。

念星华原地抛锚等待。他的两只手浸泡在水里,把锚抛入一百米深的海里,用力拉着绳索,结茧的皮肤磨成焦黄色。在海里,锚可以控制方向。有风浪时,他把三十斤的锚抛下海,船保持原地不动,风浪过后,再把锚捞起来。

父亲要求我好好学习,放我出去玩的时间很少,从四年级开始我几乎不怎么在院里出现,海波也没来找过我。还是在饭桌上,我得知穆叔搬家了。

我们一唱一和地完成了这场颇具哲学高度的对话。我感到无比酣畅,并大胆估计,当年孔子跟颜回,庄子跟惠子以及苏格拉底跟柏拉图的对话也不过如此。

姐姐在市里找了工作,做房产销售。母亲见我姐俩都在市里,便找了一份餐馆卫生阿姨的工作,就近照顾读高中的我。

于是在改稿的一个月里,编辑部上演的全是三国谋术。四个人都想捞一把,至少作者署名是集合创作。

雾帘中,他看见有一条小船,马上跟过去,发现那是艘运输船。他想可能自己开到了货船的航道,货船几乎都是从台湾海峡的航道经过。他估测自己漂离海岸大概有63海里,那里的海有三百米深。

穆叔做生意赔得有点大,不得已卖掉了房子。因为是福利分房,加上那时候房子不太值钱,所以还是不够还债。

最后我顺利通过面试。不是因为我给安大爷讲通了《论语》,而是我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和英语无甚关系。

一切似乎在慢慢步上正轨,可高考前的一次体检,彻底打乱了我的人生。

经过一个月的集体再创作,最终唐老鸭把作品交上去。临交稿时,唐老鸭惊呼一声,说发现了一个错别字,提笔郑重做了修改。

他想返回,但已然越开越远,迷失了方向。汽油只剩下不到五十毫升。

母亲和穆婶是一个单位的,我偶尔能在母亲单位碰到海波,但已不像兄弟一般亲密了。后来听母亲说海波转学了,穆叔想让海波长大学技术。

第二天,教务处主任把稿子摔在桌上,怒气冲冲地说,什么玩艺儿,命令谁都不许掺和,让我在三天内必须完稿。

第一天上班,我和安德森最早到,他比我还提前两个多小时。

2014年4月份,学校安排高三学生进行体检,我被查出肝功能异常。班主任通知我两天后去体检的医院复查。

于是我把自已写的初稿修改了六个标点符号,交了上去。

漂在海上,念星华只能等。他想,船已经漂到运输船和大轮船的航道,一定会有货船经过,把他救起。

四年级临放暑假的一天,回到家的我发现父亲的脸色极其难看。我以为老师又告我小黑状了,可怎么也想不起究竟犯了什么事。母亲也是面色深沉,让我无从查问。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夜。

我俩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屋里,继续着高深莫测的哲学讨论。我跟他说,孔夫子是个大公无私的老师,教学生从来不收钱,但是要收腊肉,他老人家一辈子没少收腊肉,累计在一起,估计可以凑个养猪场。

姐姐知道后慌了神,父亲就是肝癌病逝的。

天色渐暗,薄暮刚至,他看到有一艘大货轮经过,于是不停挥手,又把橙色的救生衣绑在鱼竿一头,左右挥舞,但那艘大轮船径直开走了。他和船都太渺小。

穆叔死了,死在了工厂里。死因是什么?工伤致死还是意外?父母没有告诉我。

安德森一听“养猪场”,眼睛放光。他骄傲地说他曾经拥有一个不小的动物庄园。

我同样六神无主,觉得自己会像父亲那样突然死去。我不想去医院复查,心里明白,我的肝功能异常很可能是真的,而不是检查过程中失误导致的。

确定用稿后,我由两个管教陪同,到省里参加排练。说是陪同,其实是押送。

船上,只有一小锅白米粥和几十只活虾饵,一小瓶矿泉水。

穆叔下葬那天父亲带我去了。仪式上,海波的爷爷奶奶哭得惊天动地,穆婶呆滞地站在一旁,她没有哭,双眼空洞,像失明人一样。海波发了疯似地绕着墓地奔跑,嘴里嚎叫着,根本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。

那个时候,安德森还是一个经济宽裕的农场主,和“老师”“中国”这些词压根扯不上关系。

姐姐一边安慰我说:“不要怕,也不要担心,还没到最严重的程度,有病就治病,没啥大不了的。”一边找医院的同学帮忙,代替我去复查。所幸姐姐的肝功能正常,我的高考体检通过了,可以去参加高考。

刚上车,高管教就把窗帘全部拉上,看着我严肃地说:“你服刑也有十几年了,再有两年差不多就可以回家了,相信你能把握住自己,珍惜已取得的改造成绩,遵守纪律,别出乱子。”

在越来越冷的海面,没有半点星光。当海上最大的浪袭来时,他把伞状的锚从船上抛下去,让船头慢慢调转,抵挡三米高的浪花。如果是船身迎浪,那船很可能会翻过去。

海波在穆叔出事后再没有理过我,像是从来就没有认识过我一样。

他每天从家走到农场,要穿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。在灌木丛中,他从来不用看太阳,就可以辨别东西南北——这一特长和北京的大爷们简直如出一辙。

处理完体检的事,姐姐带我去了市人民医院感染科。做了一系列检查后,医生说我是乙肝的病发期,必须住院,且接受抗病毒治疗。

熬了十几年,我坚信自己早就有了高僧的定力,让管教放心。

他觉得非常疲惫,夜色降临。船上没有灯,没有任何亮光。夜晚的海漆黑一片。

小学毕业时,父亲调动了工作,我虽然没有去太原上中学,但终于离开了这座自出生起就没有离开过的县城。

后来安德森离了三次婚,按照当地法律,每次离婚都要赔给前妻一笔巨额费用。当他七十三岁时,他带着不到10元人民币的全部家当,来到了中国。

我不懂什么叫抗病毒治疗,从姐姐紧锁的眉头间,我隐约感觉到治疗的麻烦和费钱。

警车到目的地停下后,管教第十二次嘱咐我:“这次汇演以女监演员为主,所以排练场地在女监。记住,不许乱说乱动,有事要请示。”

海上风大,湿冷,他里面穿着一件短袖,中间一件保暖内衣,外面套着一件棉夹克。戴着一顶灰褐色的毛线帽,一直从头套到脖子,只露出脸和眼睛。帽子原本是冬天风大时用的,一直放在船上没有带上岸。

少年的注意力总是容易被新鲜事物吸引,我很快融入到新环境新朋友中,我在潜意识中想彻底摆脱那个老县城带给我的一切,包括记忆。

说到这里,安德森的蓝色眼珠爬满了红色的血丝,泪水开始在眼圈里打转。

接治的邓医生初步给出了两个方案。一个是药物治疗,服用高价的恩替卡韦,副作用小,但需要每天且长期服药。一个是直接上重组人干扰素,副作用大,但治疗期短,有20%的概率可达到医学上的治愈。

我服从安排,和另外两个男监来的参演犯人住在女监禁闭室边上的警卫室里。禁闭室是一排坚固的水泥平房,和男监一样,警卫室也是一排水泥建筑,其中一间改为宿舍,让我们三个人住。

那顶帽子是妻子买给他的。

父亲的工作和我的学习都相对顺利,高中毕业后我考到了深圳的大学,那个我从幼时起就魂牵梦萦的所在。

我问他是不是回忆起刚来北京时,生活的艰难。他说不是,而是一提到自己的前妻,就十分怀念她们。

邓医生说,若我能幸运的在20%的概率中,那干扰素是优选,治疗结束后复发的概率很小,对只有18岁的我来说,可避免长期甚至终身服药。

我们仨只简单报下各自监狱,甚至连姓名都没说,然后换上干净的蓝灰色囚服。因为要演出,监狱允许我们剪成了平头。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一本正经的样子,禁不住笑了,他俩也默契地笑了起来。

5月14日下午两点,岭前村,妻子刘瑞钦拨通念星华的电话,那头只有嘟嘟声,转到了语音信息。她想,一定是海上信号不好。

到深圳后,程子经常约我出来坐坐,我俩都刻意避开了我们三个共同经历过的事情。

可惜他始终都想不通离婚的原因,每一个前妻都是突然一天,坚定地通知他:我们结束了,财产分一半。然后就真的结束了。

母亲忧心不已,干扰素的好处多,但成功治愈的概率太低了,只有20%。加上期间的各种复查费用,一年半的干扰素治疗期保守估计需要花费两万多元。

不一会,来了两个男管教叫我们在铁笼里站好,拿着照片逐个对照,确定无误后,管教打开铁门让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出去做全身检查。

过去每天的下午三点,念星华抓完鱼,开船进港后,刘瑞钦都会到码头接过丈夫手里的鱼,拿到菜场卖。

前一阵父亲身体不好,我请了年假回家陪他。老爷子精神头不错,许久不见我,话特别多。我趁机问出了那个埋在心底多年的疑问。

出于无奈或者慷慨,安德森总会留给她们多于一半的财产。

而一年半后,若干扰素治疗失败,我不得不重新选择第一种方案,恩替卡韦药物治疗。

管教严肃地告诫我们,无论出去进来,严禁携带未经允许的物品。

一个小时后,刘瑞钦又打了几次电话,无人接听。她不安起来,开着电动车到南边的码头东张西望,没有丈夫和船的影子。

“爸,穆叔他究竟是怎么死的?”

来到中国后,安德森住在公司为他租好的一间狭小单身公寓内——虽然年龄大了些,但是根据目前的状况,单身公寓却也符合他的状况。

母亲手里毫无存款,不敢说出选干扰素方案,哪怕两万多元最后打水漂,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看着姐姐与医生。

体检完毕,到了排练室,眼前的空间有四百平大,像是临时腾出来的车间。墙上挂着安全生产的牌子,靠墙还摆着几个很大的台案,像服装厂用的。

她又到北边码头,看到了丈夫早上拉去的四个客人,或许他们会晚些进港。她回了家,丈夫的电话依然不通。

父亲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,平复了许久,才缓缓说起:“那时破碎生产线上引进了一台欧洲生产的大型机器,穆叔没有按照规定程序操作,自己被卡在机器里出不来。那机器贵得离谱,也没什么人会修,一旦停下来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,于是老板就让穆叔自己选择,是拆了机器照价赔偿,还是让机器继续转下去……”

“你第一天是不是被北京的地铁吓到了?”

屋子里清扫得极干净,玻璃铮明瓦亮,窗台和水泥地面一尘不染,空气中隐隐约约飘浮着一层薄薄的温馨气味。顿时,我感到内心深处的荒地上有一粒种子动了一下。我告诫自己,要冷静。

四点。五点。六点。刘瑞钦打了十多通电话,丈夫没有回音。儿子说父亲在海上,或许信号不太好。再等等。村里的渔民从来不在海上过夜。

房间里沉默了很久。我感到喉咙里像吞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一样,滚烫,但咳不出来。“难道没人救他吗?”我想问父亲,但看他浑身打颤,我也不好再说什么。

“不,我那时还不会坐地铁,况且这要花费掉我一半的积蓄。”他打趣道。

姐姐反复与邓医生评估干扰素方案,想要了解干扰素的副作用。邓医生说,干扰素的普遍副作用是恶心乏力,发烧,大把掉发,比较严重的是引发甲状腺等内分泌紊乱。

管教指定我们在排练室最南头的墙角处坐下。接着,排练室外传来“立定”的口令声。两个身穿警服的女管教走进来,和两个男管教打招呼。一个挂着警督肩章的女管教朝我们这边看了看,用对讲机通知外边的人,“可以进来了。”

刘瑞钦坐不住了,她跑去海边,看看有没有丈夫的船。她站在码头,看到有一条船开进港口,靠近后,发现不是丈夫的船。

想起那年海波绕着墓地疯跑,我也没有上去抱住他。

“那你是怎么来上班的?”

住院十天后,医生建议可以出院,隔一天来医院注射一针干扰素,每月复查肝功能。三个月后做一次全面大检查,用以评估干扰素方案对我的治疗预期效果。

门外又响起口令声,紧接着,一排身穿蓝灰色囚服、留齐耳短发的女犯整齐走进排练室,目光直视前方,向屋里的最北边走去。瞬间,我感到阵阵温暖扑面而来,似有潮水般的泪水欲涌而出。

她四处寻找,去了丈夫可能去的地方。沿着海岸线,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。

作者刘翔,自来水厂工

“我记得那天我是早上四点起的,然后从住的地方走过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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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教注意到我的变化,他冲我喝到,“你发什么呆?”另一个管教带有嘲笑的口吻说,“定力不行啊。”

她再次跑去北边码头,碰到钓鱼回来的客人,发现丈夫并没有和他们一起。她才知道,不久前丈夫在海上遇到大雾,和客人失去联系。客人以为念星华已经进港回家。

“走过来?”我瞪大了眼睛。要知道,公司可是在国贸附近,离他住的常营,足足13公里。

第一次出院小结 | 作者供图

我回过神来,感到十分惭愧,看了另外两个人,才发现不止是我七窍出魂,他俩似乎也迷梦未醒。

刘瑞钦预感不好,傍晚六点,她跑去边防派出所报警,找当地的海关,恳求他们出海找人。海关的船有雷达,搜索到痕迹的可能性更大。海关告诉她,需要上级批准才能开船出海。

“对,就像我从前穿过灌木丛一样,按照自己的感觉走。”

出院的时候,我们全家是怀着希望的。医生说过,越年轻,免疫应答越好,有效率越高。

此时,管教指着我们三个人说:“听口令,起立!”

晚上九点,海关定位念星华最后的位置是东庠岛附近,刘瑞钦决定雇三条船和一些村民,出海寻找丈夫。一直找到深夜十二点。

我打开地图,发现整条路要走上四个小时,来回八个小时,堪称最高考勤记录。

我也满怀希望,咬牙忍受干扰素带来的发烧、乏力、掉发的副作用,一面应对即将到来的高考,一面隔一天去医院注射一针干扰素。

我”啪“的一个立正。管教把手向排练室门外一指:“跑步,走!”

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,海关也派了三条快艇出去找人。寻人的快艇往东开到了牛山岛,往南到了东沙群岛附近的海域。无迹可寻。

不过安德森说上班以后,情况就好多了,老板提前给他发了一个月工资,并给他定制一套西服,带他四处宣讲公司最新研发的产品。

这次住院已经花了五千多,未来一年还需近两万的治疗费。姐姐既要还16万的外债,又要负担我的治疗花销。对此,我无能为力,只能拼命学习。

我们在女监院子里跑了二十圈。入狱十几年,我从未连续跑步超过五百米,原因是监狱禁止犯人跑步锻炼,防止犯人有体力逃跑。

刘瑞钦在家里等到天亮,凌晨四点多,她跑到码头,继续雇四条船找人。夜里十点。十一点。十二点。村民没有找到人。

摇身一变,安德森从一个落魄农场主华丽变身,成为一名着作等身的国际语言学大师。

但,我高考失利了。

尽管被惩罚,但我并未感到有多累。在操场另一侧的监舍楼上的窗子里,露出了很多齐耳短发。那些女犯正惊诧地盯着突然出现在女监的三个男犯。

一个渔民海钓时消失在太平洋上,消息很快像风一样刮遍了岭前村。念星华失去联系的第二天,从邻近的流水村传来两个渔民的死讯,那边有人通知刘瑞钦去辨认尸体,看看是不是丈夫念星华。

说着,安德森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全英文着作,翻开书的扉页,赫然印着他在千人礼堂中演讲的照片。下面坐满了行将秃顶的欧洲白人,在顶灯的照耀下,仿佛围着一圈卤蛋。

高考前一天,我接受了一针干扰素注射,第二天在考场上我就发起了烧,整个人昏昏沉沉,脑袋一片浆糊。

惩罚结束,管教让我们仨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排练室。两排笔直站立的女犯暗藏惊喜地盯着我们,齐耳短发下露出的眼神像是花丛正待开放。我挻起胸,尽力让自己雄健,迈步铿锵有力,似乎腿也不瘸了。

刘瑞钦去了,一看,不是丈夫。她记得丈夫穿的衣服。

“这是你?”我向安德森投去崇拜的目光。

成绩出来的那一刻,我还是哭了。

我知道管教罚我们跑二十圈的道理,他想最大程度地消耗我们的精力,让我们没劲儿胡思乱想。

搜寻了五天五夜,不见蛛丝马迹,刘瑞钦彻底绝望了。她冲到海边,望着黑洞洞的大海嚎啕大哭。

安德森露出了一抹狡黠的微笑:“哈哈,所有人都这么认为。”

我身无长物,毫无能力,唯一能报答姐姐的就是分数,可事与愿违,我再一次让姐姐失望了。

排练开始了,一个年轻的女管教担任编导,主要是合成演出顺序及指导两个男犯的独唱。我和女犯的男女声诗朗诵则要单独排练。

太平洋浩渺无边,在这里,即使一次最普通的旅行,也意味着某种冒险。

我看了看照片下的注释,写的确实是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安德森。

填报志愿时,我选择了本市一所刚由大专升为本科的普通大学,一是因为离家近,方便治疗,二是因为学费低。

第一天排练,我们三个男犯像机器人一样,按管教口令上台,然后下台,走回到屋子最南的角落里边待命,和女犯相隔至少三十米。但我仍能清晰地感到无声涌来的温馨气息。

“这是我的哥哥,他真的是一名语言学家。”

三个月后的大检查中,我的DNA病毒并没有下降很多,其他指标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

黑夜,是最接近死亡的时刻。

他们长得确实像,无论是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,还是被三个老婆卷走毕生财产的农场主,那副老学究的气派在西服的包装下都格外突出。

邓医生说:“这三个多月来,你妹妹自身的免疫应答没有激发得很彻底,不算很理想。但这不能确定一年半的治疗对她无用。有的病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,一开始免疫应答不佳,但一年半的治疗结束后,反而达到了治疗效果。”

全天排练结束后,回到宿舍,管教把铁笼的门锁好,对我们三个人说,“听到铃声按时睡觉。”

漂在海上的第一个夜晚,念星华看到有四只货船从他周围开过,几十吨的货船会掀起巨大的海浪,摧毁他的小船,甚至直接从他船上轧过去。肚子不算饿,也不渴,他全神贯注盯着那几只船,盯着海面看了一晚上。

他的哥哥——安德森是这所培训学校老板的研究生导师,在老板的盛情邀请下,来中国做了几场学术演说。

姐姐反复斟酌,问医生,这样的案例多不多?

我先他俩坐在马桶上,十几年来都是蹲在水泥便坑上,猛地坐着竟找不到感觉。人真是环境的产物,再苦都能适应但有福未必能亨。

第二晚,念星华看到一艘大船朝他开过来。夜里,货船的船头有两束灯光,红灯和绿灯,船尾只有一束红色灯光。如果他同时看到红绿灯,说明那是船头,有船正向他驶来,就必须拉起锚,让船漂离这个庞然大物。

后来,老板得知安德森有一位长得一模一样的弟弟,就将他聘请过来,虽然没法在国际专家面前做学术演说,但在中国家长面前做课程宣讲绰绰有余。

邓医生想了想说:“每个人的个体耐受不一样,我不能保证你妹妹最后能达到预期。你们可以考虑一下,是放弃干扰素治疗直接选择药物治疗,还是继续干扰素方案?”

过了一会,外面有喊声,“开饭了”。我们三人走出门,来到铁笼子里。一个女监管教带着两个拎桶的女犯站在笼子外边。女管教仔细打量着我们,扑哧一声笑了说,“可逮着机会享福了。”

夜幕中,没人知道他存在,他得躲开。他迅速启动发动机,整颗心在颤抖,拉了一下,两下,三下,启动不了。

最关键的因素,在于便宜——语言学家安德森要住五星级酒店,而农场主安德森只需要一套五环外的单身公寓,便可以打发。

那天晚上,姐姐躲在被子里哭了好久。我听着姐姐压抑的无声的哭泣,心里涌上了前所未有的绝望。

两个拎桶的女犯看向女管教,女管教点了下头。两个女犯放下桶,面无表情地给了我们每人四个包子,把我们递过去的碗盛上玉米面粥。

大船越来越近,他身体开始发抖,第六下,启动了。他开到26码,几乎和大船一样的速度,避开了。辨不清方向,就朝着远离眼前那唯一两束灯光的方向开去。汽油耗尽了。

就这样,安德森跟着校长跑遍了北京的郊区,他在舞台上作为捧哏兼学术背书,给当地的中小学生做了不少演讲,宣传公司享誉国际一流的英语学习方法。

养家的重担和我治病的压力,都死死地箍在姐姐的肩头。她这段时间的掉发程度比我还严重。

回到屋里,我急不可奈冲着包子狠狠咬了一大口,浓香的猪肉大葱馅没嚼两下就顺着喉咙被巨大无底的胃吸下去。我一阵感动,竟然像感受到了母爱,又一次几乎掉下泪来。

在夜晚的海上,死亡的威胁主要来自夜晚行经的货船。睡觉是件相当危险的事情。

宣讲的现场基本座无虚席,所谓的“讲师”会随机叫上来几个孩子,带领他们一边做古怪动作,一边朗读英文单词的谐音,以实践他口中的“身”“心”“脑”三位一体记忆法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想到,如果我死了,姐姐的重担是不是会轻一点了?

吃完饭,洗了碗,我对他俩说,”洗澡吧。“他俩让我去洗。我走进卫生间,关上门,长长舒了口气。这可是独立卫生间啊,不用像饺子那样和几十个人泡在一个大水池里。

他强迫自己不能睡着,必须保持头脑清醒。那样一来,如果有货船经过,他就不会被撞翻或者被浪打翻。“如果你想用睡觉度过那种寒冷和恐惧,你可能永远不会再醒来。”

像“Pest”,谐音就是“拍死它”。台上的十几号人做打苍蝇的动作,并大喊:“拍死它”。在这股激情的渲染下,台下的千八百人也会跟着一起“拍死它”。

我把自己扒光,打开淋浴开关,温热的水扑面而下。我笔直地站在花洒下,仰着脸让热水轻打,心里有一瞬间问自己,当初弄两支枪都不满足,如今洗个热水澡竟如此感动。

货船来时没地方躲,就要跳海。救生衣浮力不够,他就把空油壶系在腰间。

整个礼堂里,除了苍蝇会有些意见,总体上充盈着快乐与祥和。

第二天早上,姐姐仿佛又恢复了元气,信心满满地对我说:“我们继续选择干扰素方案吧,说不定你就是那么幸运呢。再说邓医生不是说了吗,经过一年半的干扰素治疗后,就算最后失败,也能大大降低肝癌的发生率。所以,我们绝对不亏。钱的事,你也不用担心,咱不差钱。”

穿好衣服,我走出卫生间,感到自己轻松又透明,四肢似乎像毛线那样柔软。我问他俩平时晚上都干什么,他俩说,三课学习或开小组会。

晚上的风浪很大,小船漂在海上,浪一直打进来,打进舱里面。船上只有四个窟窿,舱里面积的水流不出去。第二个浪又进来了。

区别于一般的记忆法,安大爷自然要站出来,论证这苍蝇是怎样拍出的国际水准。

我哭一时不知怎么回应她。姐姐这几月为我的病忙前忙后,隔三差五地陪着我跑医院,销售业绩接连下滑,被主管骂得狗血淋头,这几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少得可怜,哪里是不差钱?

我说:“这屋子像是亲情客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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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跟孩子们一起做滑稽的动作,以体现国际语言学大师的平易近人,还要从语言学上论证这一方法的先进性,譬如说“打苍蝇”时,身体的运动是如何刺激大脑皮层,让单词刻在孩子们的大脑里。

2014年9月,我到本市的大学去报道。分班后,辅导员传达了学校的贫困生补助政策,按要求提交一系列贫困证明去申请。按贫困程度,补助有2000元的档,也有5000元的档。

“女监还能有亲情客房?”

念星华和小船一起漂在海上 | 采访对象供图

从这一点看,安德森的语言学和我的儒学异曲同工,都是自成一派——家长听不懂、孩子听不懂、我也听不懂。

姐姐知道后,跟我商量说,要不我们去申请一个?父亲去世,母亲也无稳定的经济来源,符合贫困生标准。

“男监不是都有么?”

海上太冷,为了让血液循环,他躲藏在座舱里,不时爬出来看看有没有大船开过来。

当然,安德森自有他的独到之处。日后我做助教发现,他每次讲座时所论述的观点从来不会重复,这一点,我的儒学就做不到。

我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,任凭姐姐怎么说,都不答应去提交申请。姐姐问我原因,我咬着牙不吭声。

“不能吧,女犯要是怀孕了怎么办?”

大海一片漆黑,即便有船经过,也不可能看到他。

就这样,安德森作为哥哥的影子,顺利迈过人生七十三岁这一道坎儿。

姐姐也恼了,眼里蒙上一层雾气,恨铁不成钢地骂我: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,你是不知道家里现在很困难吗?”

我想是呀,女监可以有亲情餐厅,但确实不能有亲情客房。

他肚子有点饿,嘴唇已经干裂掉皮。一天过去,锅里的粥已经吃完了,他把粘在锅底的一层米舔个精光。撑了一个晚上。

我想起开学后第一次评选贫困生的情景,口不择言地吼了出来:“你不是说了钱的事不要我操心,不差钱的吗?你知道是怎么申请贫困生补助吗?一个个提溜到讲台上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哭穷,卖惨,哭诉自己怎么可怜,怎么死了爸爸,全班同学再来投票,评估谁更惨更可怜!”

话题一打开,三个人就开始聊天。他俩分别来自青岛和省监,比我年轻很多。聊天中,我们自觉遵守三不原则:不谈各人案情,不问管教好坏,不提老婆家人。

还剩下半斤左右虾仁饵料。他把虾仁一一拿出来摆在船上,扒开虾皮,把虾肉铺在甲板上晒干,连皮带肉一起吃下。

公司的人员流动很大,但每一个来过公司工作的人,都能跟安德森攀上亲戚。譬如公司的老板是他的兄弟,同时,他管索菲亚叫女儿。

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脑子里想起初中时的那次全校捐款,只觉得一股强烈的自卑和羞耻感快要把我压垮了。

谈到对女监的感受,他们都觉得这是百万分之一的机率。

希望在白天。一定会有路过的船只救他,他想。

我来了后,他想管我叫兄弟,可是比我大两岁的索菲亚死活不同意。于是我只好管安德森叫“大爷”,这样一来,大家都高兴。

“我是没了爸爸,可我有妈妈,有姐姐,我不要谁可怜,我也不可怜。我不想再站在讲台上,把我的悲惨身世朗诵给大家听。贫困生补助我不要,如果你没钱,我不上学、不治病也可以,反正我不会再去申请了。”

青岛来的男犯说:“在排练时,我一直觉得血在血管里呼呼地流,就是想哭。”

由于英语里没有一个词能把“大爷”这俩字形神兼备地诠释出来,我每天就直接用中文称呼安德森为“安大爷”。他对这个称号甚为欢喜,每天要学着我的发音,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绵软的“安大爷”。

姐姐沉默了许久,把我搂在怀里说:“不去就不去吧,姐姐能养你。”

省监的男犯说:“我感到自己回到了幼儿园,变得纯洁又天真。”

黑夜和白天轮流接管海面。穿过黑夜,黎明的天色依然苍白。

在我的兼职期间,安大爷第一个到公司的记录没人打破过,而且总比第二个到公司的我要提前一个小时。这也给了我和安大爷独处的机会。

那天晚上,姐姐久违地抱着我一起入睡。她侧着身子,让我把头枕在她的手臂上。她的鼻息时而悠长得让人舒心,时而急促得像抽噎一般。我闭着眼睛,蜷在姐姐的怀里,一整夜没有睡着。

“我的愿望是留在这儿给她们做饭。”我说的是真话。

第三天,一艘货船从海面驶来。那是艘拖驳运输的台湾船只,船底的四根柱子插入海里,正在作业。

安大爷对生活的追求不满足于现状,作为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有钱人,来到中国后,一下就意识到了自己这张脸的商机。

天黑了,我们三个人还在聊天,铃声响了,屋外的铁笼子被谁揣了一脚,管教喊,“都出来点名。”我们三个走出去,站在铁笼子里,大声报出自己的名字。管教说,“回去睡觉。”

念星华的船离它只六七百米左右。他能看到那艘船的甲板上有人走来走去,戴着安全帽。

穿上西服的他,可以是语言专家安德森,而穿上白大褂就可以是医学专家安德森,戴上博士帽也不妨是物理专家安德森。

2015年下旬,历经一年多的干扰素治疗宣告失败。这意味着,我别无他法,只能重新采用第一种方案,恩替卡韦药物治疗,每天甚至终身服药。

屋里有三张独立单人床,被褥都是白色的,像宾馆里的用品。我们钻进被窝一声不吭地躺着,被褥间散发的温清气味令我柔软宁静。

他一直挥手,没有人看见他。他穿上救身衣,把空油壶用绳子捆在身上,这样可以增加在海里的浮力。他跳进海里,往那艘船游过去。

只需要花里胡哨地打扮一番,简单温习一下年轻时不纯熟的技艺,就可以摇身一变,成为驰名中外的架子鼓大师安德森,并以此身份出现在房地产商的线下活动上。

邓医生对我们表示遗憾,姐姐的脸上也爬满忧愁。我才20岁,却不得不面对成为终身药罐子的悲剧。

屋子里的灯可以开关,我问,“要关灯吗?”他俩疑惑了一下说,“关吧。”我把灯关了,屋子里一片漆黑,只有从窗户透进的月光依稀悬在黑暗里。

一百米,两百米,三百米,越来越近,游到离它最近时只有两百米左右。眼前的这条船看起来特别高大,“好像它是大象,我是苍蝇。”

我不知道安大爷是否完全理解他的肖像被作何用途,但当他把带有自己形象的平面广告给我看时,脸上挂满得意与自豪。

恩替卡韦分散片当时价格近24元一粒,每天服用,不算定期复查费,每个月要七百多的药费,在我没经济收入前,这笔费用最终落到了姐姐的肩上。

过了大约一个小时,我还是没有睡意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试探着问,“你俩睡看了么?”

他大声呼救,声音被海浪的声音掩盖住,没有人理他。他只得游回船上,歇了一会儿,又跳下海去。但那艘船越开越远,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

也许某一时刻,他真的认为那个广告上面,穿着白大褂的自己可以治疗不孕不育。

不敢与人言的疾病,看不到尽头的治疗期限,每月要支付的医药费,沉重的心理负担,将我一点点吞噬、压垮。我偷偷跑到了出租屋的顶楼,放声大哭。在七楼的屋檐旁,我突然感觉人生没有希望了。那一刻,我真想纵身跳下去。

黑暗中,他俩一齐说,“没有。”

念星华从小在海边长大,水性很好。但海浪一波接一波,他体力渐渐不支,海水灌进嘴里,咸咸的,他往外吐了几口。

除了作为“专家”到处演讲,安大爷还要给一群有一点英语基础的小孩子讲课。将澳式英语的真谛在华夏大地上发扬光大。

姐姐和母亲找不到我,急得不停打我的电话。手机发疯似的响,我仿佛听到了姐姐和母亲的哀泣,像父亲下葬的那天一样。

我说怪了,怎么睡不着,是不是关灯的原因。他俩也觉得关灯影响入睡。我跳下床重新把灯打开,白炽灯光线顿时让屋子明亮起来。我自嘲,“真是有福不能享。监狱宿舍的灯是长明灯,除了偶尔断电一次,全是在明晃晃的灯光下睡觉。”

海水冰凉,他的身体越来越沉,四肢僵硬无力,开始不听使唤。好容易游到船边,他累得像要死了,爬不上船。但爬不上去就只有沉入海里,他越想越害怕。

我上班一个月后,公司又来了三个国际大爷和一个来自伦敦的金发长腿美女。大爷们拗口的名字我已无从记起,只记得他们的家乡都完美避开了我所知道的西方国家城市。

冷风吹醒了我的头脑,我最终接受了需要长期服药的现实。姐姐和母亲已经如此不易,我不能再让她们绝望了。

在灯光下,我很快睡着了,而且做了两三个梦。在梦境里,我骑着马在舞台上来回跑,还在屋子里腾空飞翔,穿过窗口飘浮在女监的监舍楼之间。我极力想让马靠近监舍楼的窗口,但马不听话,倔强地要站立在树冠上。

念星华用尽最后的气力,大约半小时后,爬到了船上。腿被船舷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,鲜血一直往下流,他顾不上了,整个人瘫倒在船舷上。他浑身湿透,祸不单行,痛风的老毛病又犯了,膝盖的关节疼得像要炸裂。此时,他的嘴巴已经干得说不出话来。

安大爷又多了三个“兄弟”和一个“女儿”。他们每天吃完饭,便围成一圈闲聊。除了那个来自伦敦的美女,剩下的几位大爷所说的内容,即便我用尽全力,也无法领略其大意。

2016年,我在服用恩替卡韦分散片大半年之后,肝功能,DNA和两对半的检查都趋于正常值,邓医生笑着说:“病毒量下去了,E抗体也出现了,看来恩替卡韦对你的疗效很不错,副作用也比较小。这款药的耐药率也不高,只要坚持按时服药就可以。”

惊醒后,我爬起身看到屋子里没有大通铺,几张床上的白色被子让我一阵恍惚。定顿了一会,我才完全醒过来,往卫生间走。

黑夜将至。

当然,听不懂的并非我一个,几个大爷也经常用手比划,有时会像我一样茫然。

顿了顿,邓医生叹了口气说:“你现在还小,所以没啥担心。但你毕竟是女孩子,过几年年龄到了,就要考虑结婚生子的事了。现在医学发达,已经有可用于孕妇的B类安全药,可以带药怀孕哺乳,小孩子出生也有阻断技术,不用担心感染病毒。这些都不用担心,我比较担心的是你找对象问题,毕竟你需要长期服药……”

推开卫生间的门,省监的男犯正提着裤子满脸通红地向外走。我侧身让路,嗅到他身上一阵奇怪的味道,那味道遥远又熟悉。直到在马桶沿上看到反光的白色粘液,我才猛然明白,那家伙刚才在卫生间手淫。

一只轮船从他旁边经过,他心砰砰直跳,飞速从船头把锚拉起来,借助风的力量,漂离那只货船,躲过一劫。

就这样,公司的洋大爷们总算是凑齐了一桌麻将,可惜他们都不会打,平日里只能待在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。

这同样也是姐姐担心的问题。姐姐眉间的皱褶又深了一点,我却不以为意。我已经长大了,也接受了长期服药的事实,对他们担心的问题,坦然面对就好。况且老天亏欠我这么多,说不准就在这点上补偿我了呢。

在监狱里吃喝拉撒睡以及劳动学习,都必须和联号在一起,另外还有六人联保小组监督,个人的一切活动全在众目睽睽下,你想宣泄,干点手淫这种私活,绝对没可能。

水喝尽了,他需要水。海面上偶尔漂来一只矿泉水瓶,他捞起来看,里面没有一滴水。他把矿泉水瓶剪开,放在甲板上,晚上空瓶凝聚一点点雾气,次日天亮后,瓶底有几滴雾气冷凝成的水。再用舌头舔舐。

到了周末,给孩子们上课时,他们才会穿上西装去撑撑场面,随机走进正在授课的教室,和孩子们进行深入友好的交流。

反倒是姐姐,今年已经28岁了,因家庭的变故和我的拖累,至今还是单身。

我理解他大老远跑这找个机会轻松一下,让身体感觉像一回人不容易。当然,我也不会打小报告。

但远远不够。第四天,没有雾气,他想到唯一的办法,是喝自己的尿液。他将尿液装进瓶子里,肚子饿了,喝两口尿,吃一只虾。

虽然经常由于语言的障碍导致双方“驴唇不对马嘴”,但是大爷们和蔼认真的样子,让学生们觉得激动又亲切。

姐姐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,出生时父亲为她取名“周娇”,期许她如娇如宝的长大。可就连父亲临终前,都只交代了两件事。一是母亲找到合适的就改嫁吧,二是要求姐姐一定供我读完大学。对姐姐,父亲什么也没有交代。

有新的货船路过,他跪在船上,不停挥手,大喊救命。四周没有其他船的影子时,他蜷缩在存放钓鱼具的舱底下,眯一小会儿。

家长自然不会介意课程被这样打断,在他们的想象中,比起让他们的孩子听中国老师讲课,由一个外国老头云山雾罩地侃上两句,反而是赚到了。

对此,我都为姐姐抱屈。父亲将家庭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姐姐身上,临了却对姐姐没有任何安排。

第二天早上起床,洗漱完便开始整理内务。远处传来清脆的“一二三四”口号声,女犯们在进行点名和列队联系。

他想,这回真要死在海里了。那片寂寥的海曾是他值得信赖的朋友,赖以生存的根基,但此刻,它将吞噬他。

后来,我作为金牌打杂的助教,跟着几位大爷和金发美女上了几节课,教孩子们念了念ABC,做些算不上有趣的游戏。

姐姐说,父亲已经供她读完了大学,将她养大成人,没有亏欠她。父亲也是无能为力了,但凡有办法,他也不愿她吃苦的。

早饭是馒头、稀饭和萝卜条咸菜。馒头是圆的,很松软,比男监的四方馒头好吃很多。玉米面稀饭熬得粘有粮食的味道,不像男监吃的玉米面稀饭,是用气缸煮出来的,喝到嘴里像水泥。至于萝卜条,切得不但匀称,咸淡合适还加了酱油,不禁令人想到女性亲切的手。

晚上,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,眼睁睁看着周围的船来来往往。它们看不见他,海上起了点雾,他只听到货船的喇叭声一直在响。听天由命吧,他想,大船可能会直接从他的小船上碾过去。睁着眼睛,度过又一个晚上。

至于我的工作,说到底也是“促进安定团结”的一部分。这个时候,招聘条件里“过硬的形象和气质”就派上了用场——孩子们大多由妈妈领着来上课。她们跟安大爷说不通,只能把我当成聊天的对象。

姐姐越说不委屈,我越心疼她。姨妈给姐姐介绍的相亲对象,在知道姐姐供我读大学时,当着母亲和姨妈的面,半是戏谑,半是认真地说道:“你还真伟大,我只听过扶弟魔,没想到还有扶妹魔。”

吃完饭,我们仨拿抹布把桌椅和门窗擦干净,再把卫生间冲洗一遍,又检查了个人洗漱用具是否整齐。在管教带领下,去了排练室。

第五个晚上,海上的风浪异常大,风灌进他的嘴巴,耳朵,他身体摇晃不定。船头的锚已经顶不住了。他扯下平日遮盖机器的那块破布,做了一个散锚,扔进海里。锚沉不到底,只能悬在半空,船一直漂着。

她们大多来自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家庭,重视教育,希望孩子的英语能到达母语级别,但又无力把孩子送到每年十几万的双语学校。我们这样的培训学校里有外国人坐镇,又比纯粹的双语学校便宜不少,自然成了她们的不二选择。

姐姐面有讪色,却根本没法反驳。

十几个女犯正在排练室里跳舞,她们穿着蓝灰色并有些肥大的囚服,但轻盈的舞步却撞在我的心上。管教用手指捅一下我的腰,“快走。”我们三人又走到最南边的墙角处。

风浪太大,没有一只货船经过,他孤零地漂在海上,听着黑夜里呼啸的,似乎永不停歇的海风。四周听不到任何船的声音。

这也让大爷们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,在课堂上跟孩子们又蹦又跳。安大爷还在某堂课上,一时兴起,撩开衣服跳了一段肚皮舞。

2018年,抗病毒药品大降价,恩替卡韦分散片从24元降为9元一粒,每个月的药费也大幅度降低。我的复查结果一直都很好,病情得到了稳定有效的控制。

上午集体走一遍台后,接着是排练男女独唱。

那个晚上特别冷,尿液喝光了,他的嘴唇干裂出几道口子。他跪在船头,双手合十,祈求一场雨。

而我也毕业找工作了,姐姐长长地松了口气。同年,她的真命天子也来了。

负责排练的女管教在三十米外指着我说,“你过来。”我走过去立正站住。女管教又指着一个瘦高的女犯说,“李莺过来,你和他开始对词。”

大约过了四五个小时,接下来的第六天上午,大海上狂风暴雨,乌云压顶。他用船上的盆和矿泉水瓶接雨水,持续了一个小时。

上班三个月,迫于考试的压力,我不得不辞职。安大爷执意要请我出去吃饭。一同去的还有索菲亚,她的英语发音是整个公司除了伦敦女孩最为标准的。

2019年,我恋爱了,姐姐高兴的同时又开始担忧。我在合适的时机下,将所有的经历都告诉了我的对象,我对他说:“我希望你能知道,也希望你正确认识这种疾病,我已达到医学上的治愈,可以正常结婚生子。如果你介意,我尊重你的选择。”

李莺看上去三十多岁,像香港演员蓝洁瑛。 “莺”是排练的最后一天她才告诉我的。她用手指在空气中,边写边说,“夜莺的莺。”

到了中午,风骤然停了,海面寂静,一片湛蓝。他觉得自己的祈祷灵验了。

有几次去进行课程宣讲,台上主持人说到这套产品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学习,索菲亚就被叫上台,饰演一个完全不会说英语的人,然后现场教学,直到索菲亚开口飙上几句悦耳的伦敦音。

对象在思考了几天后,告诉我:“我去咨询了专科医生,只要咱们定期复查,随时监测,没啥大问题。再说有病就治病,我陪着你。”

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,她站在我的对面,盯着我看了有三秒钟。密集的眼睫毛下,那双眼睛并不黑白分明,像是与俄罗斯血统有关联的绿瞳。我一直认为有这种颜色眼珠的人,胆大敏捷,就像左撇子与众不同。

他攒了两瓶子水。一瓶留在船上喝,一瓶留着,如果半夜被大船轧过去,跳到海里时再喝。

安大爷对于喝酒十分热情,可惜酒量不济,就着路边烧烤没喝上几杯,就开始胡言乱语。

2019年5月20日这天,我和对象领证了。姐姐知道后,眼眶都红了,一个劲地说“那就好,那就好”。

管教说,“按文本规定先把词对一下,注意间隔。”

第七天夜里,四艘巨大的货船从他的船边擦身而过,掀起的浪很快涌过来,他马上拉起锚,在海上漂了一整夜。他想,或许能漂到香港,台湾,肯定有人救他。

我和索菲亚都听不懂安大爷的澳式俚语,只能注视着他两只手撑着桌子,脸红到脖子根儿自言自语。说累了,就自己续上一口羊肉串,完全不需要别人搭茬儿。

我看着姐姐有些泛白的嘴唇,心里一阵发酸。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好好保养和打扮。而现在,她终于可以放下对我的牵挂,去过自己的生活了。

文本我早已背熟,李莺也是。我俩把文本顺利串下来后,管教说“可以”,让我和李莺再对诵几遍直到完全流畅为止。

这个晚上,他一直等。如果有船过来,他会拼了命呼喊。但船已经往东漂了很远,能看到的货船没有前几天那么多。晚上的浪也更大,在更深的海域,即便没有风,也会起浪。

索菲亚一个劲儿地劝他不要再喝了,安大爷一把抓住索菲亚的手,嘴里喃喃地念叨着“索菲亚,我的女儿”,接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着:“I love China!”

作者龙莎

管教强调要流畅,说完转身招呼其他人集中,继续练习歌伴舞。

他一直熬到天亮,凌晨四五点,他看到有一只船从身边经过,他扯破喉咙叫,没有回应。只有从船头向上跃起的飞鱼,往两边跳去,还有几条漂在海上的马尾藻。他连一只鸟也看不见。

我刚想跟着感动一下,就看到索菲亚翻了个白眼。她说安大爷每次喝完酒都这样,这一套流程很是死板,她几乎可以完整地背诵。

编辑 | 李星锐

我和李莺站在靠窗台处,上午的阳光像洗干净的绸子。我抬头看李莺,她也正看向我,眼神像是从遥远的地方飞翔过来,清澈、温和又有几丝疲惫,同时还隐约藏着刀尖样的锋芒。

在海上捕鱼二三十年,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危险。那种煎熬,他称之为“肉体、心理与精神上的痛苦。”

最后我替安大爷结了账,跟索菲亚一起驾着他往地铁站走。安大爷像狗撒尿做标记一样,沿街在每个树坑都吐了一通。

我咧了下嘴说,“开始吧。”

他哭过,但没有考虑过自杀。

我们确定安大爷控干了胃里最后一点汁水,跟他一起上了地铁,结果安大爷一上地铁就扒着扶手做起了引体向上,嘴里大声地数着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然而第一句我就念错了,怎么也想不起第一句的词是什么,是蓝天,大海,还是白云?脑子里空茫又僵硬,像是煮熟的鸡蛋。

周围的乘客以中国人民特有的热情,注视着我们。我跟索菲亚红着脸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将安大爷请下来。

我问李莺我的第一句是什么,她看着我说,“春风拂晓大地。”

新的黎明,他看到太阳从海平面升起。

安大爷以极快的语速又开始自言自语,难度一下从四六级变到了专业八级,我完全听不懂,也没法让他停下来。

我想起来了,“春风拂晓大地,雨露润醒万物。”我有些慌乱,但还是鬼使神差地注意到李莺的脖子很细长,像跳芭蕾舞的人。我竟然还闪电般地看到,在她咽喉左侧,有一道蜈蚣一样的疤痕。

接下来,太阳越发明亮,耀眼的阳光射在水面上,反射到他眼睛里。他眼前发黑,感到一阵刺痛感。

过了很久,我趁他喘气的空当插了句话,问他这顿饭是平摊还是他请。

在李莺不断提醒下,我们总算完成了串词。她没有任何责怪或不耐烦,只是轻轻地笑,她的笑像是遮了一层纱。

挨过黑夜并没有让白天变得容易些。他已经没有食物,没有水。每天,他能看到三四艘货船从深蓝色的海面经过,但没有一艘停下来。

这时他突然安静下来,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,对着我轻声说了句“No money”后,安然地睡去了。

负责排练的管教走过来,她仔细看了我一眼,说,“两个人站得离那么远干什么,演出时要相隔半米。”

风吹日晒雨淋了几天,他已经不记得时间,只感觉过去很久。他的体力已经逼近极限,小虾仅剩下七只。那么多艘船经过,没有人看到他。

作者碎大石,短视频导演

管教对李莺挥了下手,“你过来一点。”又用对讲机拨弄我的胳膊,“往里站,别像个木头。”

小船再漂四五天,就要到太平洋一千米深的地方,恐怕很难生还了。迷迷糊糊中,他想到岸上的妻子,一定不吃不喝等他,找他。一些过去的记忆浮现在他脑中。

编辑 | 刘建

我和李莺相隔半米,面对管教站好,余光中我看到李莺的左手张开又合上,手指苍白纤细,一缕微促的鼻息拂过我的脸。像看不见的雾。

在这次出海之前,念星华半辈子都是渔民。16岁时,他跟着亲戚到浙江舟山和嵊山,出海捕鱼,赚钱养家。每年八月出门,十月回来。那时,去的人很多,一条船上三十几个人,一个月能赚两三百。

管教说:“要有表情,庄重中有激动。”接着,她扭头叫来一个女犯,“于萍,你帮他俩调整下表情。”

二十岁出头时,村里有人渡过台湾海峡,去捕鱼,或者做船工,一个月有上千块的收入。

叫于萍的女犯看管教离开了,小声对李莺说,“姐,你俩转过身,脸对着窗,别让管教看见脸,省得她多心。”

那年,念星华娶了妻,妻子叫他“阿弟”,他叫妻子“瑞钦”。儿子出生几个月后,他偷渡去台湾,到那的第一个星期就被警察抓了起来。在监狱里关了半年,家人借了一万块钱才把他接出来。

于萍年轻,样子很机警,是管教放心的那种人。她看着我说,“脸别像块橡皮,松驰一些,你会不会笑?”

回家后,念星华和两个朋友合伙,买了一条船撒网捕鱼,一天能挣一万多。但开销也大,油费,雇人的费用,伙食费,剩不了几个钱。后来雇不起工人,就把船卖了,反倒亏了十几万。

李莺说:“别吓人,让你到男监去还不哆嗦。”

后来,念星华换了艘小船,每天凌晨一两点,赶在潮水来之前,把几十张网撒向海里。他有着渔民天生的判断力,洞悉潮水涨落的秘密,比如,每个农历的十五到十七,三十到初五是大涨潮的日子,他会等待潮水退去,收网捞鱼。

“我去了横扫一片,一个不留。”于萍小声对李莺说,“做给管教看的,她耳朵可灵了。”

八年之后,他的肠子糜烂大出血,昏迷过去,差点没命,做了一次大手术抢救过来,他只能暂停捕鱼的活儿。

李莺的朗诵声,明亮而柔和,让我想起上学时教室里的气氛。有那么一瞬,我以为自己回到了课堂,我们都还是学生,此刻正在完成老师布置的诗朗诵作业。

手术之后,他买了条小船到海里钓鱼。船太小,如果风大,就不能出海。

练了几遍后,我完全放松下来,对诵的间隙也把握了。每到我俩换诵时,李莺都抬下手指,我马上接下句,替换十分默契。

他通常只在夏天出去。夏天鱼儿蜂拥出来找食,而冬天太冷,鱼不张嘴,上不了钩。

于萍说:“你得看着她的眼睛,含情一点,不,是深情一点,要有感激状。”

他都是独自出海捕鱼。妻子刘瑞钦晕船,只得在家打临工,帮人织网,喂养鲍鱼。渔村里,男人出海捞鱼,女人卖鱼,一年收入四五万。

我看李莺一眼,她的目光闪了一下,又挪向窗外。

结婚后,她常陪丈夫到海边抓饵料。潮水退去后,海滩礁石上有不少沙蚕栖息。他们选择夜晚出动,她拿手电筒,丈夫从石头缝里挖。

我问于萍:“你犯什么事进来的?”

潮水有时候十一点退去,有时是半夜一两点。寒冷的冬夜和无月的海边,没有一个人影,只有海浪哗哗作响。

“打架,怎么啦?”于萍梗着脖子说。

“没什么,佩服。”我笑了。

5月20日早上7点,货轮“新福州”号从香港出发,载满集装箱,开往青岛。

于萍问我:“你不是干了那些恶心事吧。”

21日上午10点40分,“新福州”号行经海坛岛附近海域。“附近有遇险渔船,船上有人需要救助。”值班驾驶员从VHF16频道(国际遇险、安全、通信频道)听到另一艘散货船的呼叫。

“就买了两把枪玩儿。”我看了管教那边一眼,小声说。

驾驶员把情况报告船长周永光。周永光举起望远镜观察海面。此时,海面偏北风6-7级,海浪涌起3到4米。

李莺看着我,目光泛出一丝冰块样的闪光。

上午11点,周永光在距离自己3海里处的海面发现一条在风浪里颠簸的小船,远远望去,它就像漂在海上的一片树叶。

于萍这时冷冷地对李莺说:“姐,这人是你那帮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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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教看我们在说话,走过来问排得怎么样了。于萍说,“正批评他呢,他一点表情都没有,怎么上台。”

小船就像飘在海上的一片树叶 | 采访对象供图

管教说:“放松,像那俩唱歌的学习,他俩像回了娘家。”

周永光决定调整航向,驶往事发海域。“新福州”轮装有侧推器,以便转向和靠近。

管教又对于萍说:“你也别那么横,这可不是在车间干活。”

小船上的人越来越清晰,中年男人,五十出头,中等身材,套着救生衣。当“新福州”号右舷一侧距小船15米左右时,水手、木匠迅速抛出撇缆绳,试图给它带上艏缆。

看管教走了,于萍小声问我:“你以前干啥的?”

但风浪太大,船舶横摇不断,两个小时后,念星华才抓到从“新福州”号上抛下来的缆绳。

“读书人。”

大船开走后,小船翻沉到了海里。

“判了多少,进来几年了?”

船上的人问念星华在海上漂了多少天,他恍恍惚惚,答不上来。此时,他才知道,自己已经漂到北纬25°45.2′、东经120°24.9′的地方,离家千里之外,他度过了一生中最绝望的八天。

“没有期,十来年了。丫头,你审问呢?”

如今再回想,他涣散的眼神中流露出恐惧,“那时你会有信仰,你会祈祷。你祈祷有轮船经过。”他的目光停在远处,眼泪掉了下来。

于萍看着李莺说:“姐,这人还没傻。”

在船上,他吃完饭,洗了澡,换上干净衣服。打电话给妻子。

不知怎的,我看了李莺一眼,她也正目光严肃地看着我。然后她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丈夫失踪后的第八天,5月21日,中午,刘瑞钦接到一个“00886”开头的电话,说念星华找到了。

刘瑞钦和两个孩子买了前往青岛的机票,见到了丈夫。他长了一圈灰白的胡子,长长的胡须盖住下巴,头发也长了,白发让他看起来更老了。脸部因为风浪和阳光的灼蚀,皮肤变成深棕色,衣服也是海水的味道。

一周的排练转眼就要结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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彩排结束后,观看的省监管局领导和女监的监狱长等人从临时观众席站起来鼓掌,并说了肯定及鼓励的话。

念星华回家的背影 | 作者供图

参演的十几个女犯在管教的口令下站成一排。我们三个男犯也站一排。

重新回到家里,念星华睡得并不好。每天夜里,他都会回到那艘船上,在梦中听到海浪的隆隆声。梦里,他孤身被关在一艘大大的轮船上,船找不到方向,他往四周张望,没有人,只有无边无尽的海,海浪和海风。

当我们三按口令左转向排练室门口走时,我大胆目视挺胸站立的女犯们,她们也不顾一切地看着我们三个。

被救后的第四天,丈夫在家里午睡,刘瑞钦从外面回来,她刚把一桶桶食用油送给帮她寻找丈夫的村民。一进门,目光四处搜寻丈夫,最后走进卧室,定在那里看了一阵,才安心离开。

这个时刻,空气是稀薄的。

念星华被救的新闻震惊了岭前村的村民,念星华从青岛回来的那天,码头站着上千人。村民都说,念星华为人好,善良,老天有眼。

回男监的途中,管教问我没违规违纪吧。我告诉他没有。管教又问我,有什么感受,和我搭档的女犯叫什么名字。我说她是个女的,似乎姓王。

他们称这是一次“奇迹”。数十年来,这个小渔村遭遇过几次海难,那些消失在海上一两天的人,从未活着回来过。

我没说实话,那样管教会追问下去。

现实比传说更离奇。一个人确确实实在太平洋的海面上漂了八天七夜,没有食物和温暖的衣服,能生还简直是闻所未闻。

回监狱前三天,我每天都在回答监区上百号人的问题。每一个问题都与女犯相关。

只有小报组的四个联号什么也没问,我知道他们的心里都有只烧开了水的大锅,等着把我丢进去煮了。

夏天的拂晓,岭前村滨海的街道上,那些开海鲜店的商贩,已经在他们的店铺里忙活起来。

第四天是星期天,中午,我避开所有人来到裱画室。

回家后,念星华和朋友一起去了沿街最大的海鲜饭庄,那里是他过去常去的地方。眼前依然是蔚蓝色的太平洋,大海茫茫。

推开门,我看到X正在聚精会神地提笔画一幅山水写意。

停泊在码头的渔船大大小小,整整齐齐,海湾环抱的村庄洁净一新。不远处,一片低矮的绿色岛屿横卧在台湾海峡。“谁能想到,就在几天前,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。”

监狱长让他画一百幅国画,裱好装框后,挂在各监区监舍楼内,以装饰单调的生活环境。

傍晚,结束和朋友的会面,念星华站在码头,看着远处船上三三两两忙碌的渔民,一艘轮船从夏日的海面上向东驶去。

他勾勒着云朵问我:“见到她了?”

几个渔民在船上整理渔网和捕鱼的工具,耀眼的蓝天下,海风不时吹起,渔船摇摇晃晃,色彩炫目地移动。

“见到了,她还好。”

几十年里,念星华每天独自乘小船在这片海里捕鱼。他黝黑皲裂的皮肤,能看出岁月的印迹。他的双手由于常用绳索拉锚和打鱼,留下一些很深的伤疤。左手大拇指头少了一块肉。但他的双眼像海水一样清澈。

“那好,我放心了。”

他的家里,堆放着大大小小的渔网和鱼竿,渔网上连着一百多个鱼钩,它们堆叠在暗红色的塑料大盆里。

X曾毕业于某美术学院国画系,入狱前是济南的一个黑帮老大,十年前犯组织黑社会罪被判处死缓,异地服刑,与我同在一座监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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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有一个肝胆相照的情人,是他的邻居。

念星华拿着在海上漂泊时戴的帽子 | 作者供图

大学毕业时,她正在上初中,他告诉我,她说自己从上小学就喜欢上他了。为了他,那个邻居丫头在自己秀美的脖子上割了一刀。这诀绝的一刀,发生在她上大三的秋天的一个晚上。

念星华想过换工作,去做保安或者在工地看仓库,但他还是最喜欢钓鱼。在海上捕鱼,他见过最绚丽的景色。卯时,太阳从海面慢慢升起,像是从海底长出来。快要下山时,天空一片橙红,海被印染成红色。

想起李莺的样子,我认为她能这么做。

家里需要钱,需要他。这次雇船找他借了几万块钱,儿子结婚也要花钱。在他们村,孩子这么大还没结婚的,很少。城里的房价已经涨到一万七一平米,儿子谈了个女朋友,对方问他县城里有没有房,他家买不起,女孩不愿意了。

题图来自:视觉中国

他决定等身体恢复之后,再买条二手船,出海捕鱼。除了与海有关的工作,他别无选择。

作者齐红

下次出海,他会带上充足的汽油,充电宝,灯,水,到能够看到岸和山的位置,抛下锚,在那里钓一整天。

他天生是个渔民,就像鱼天生就是一条鱼一样。

作者袁璐,现为记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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